基于RNR原则的罪犯风险评估理论与实践

作者:北京市监狱管理局    来源:北京市监狱管理局    点击数:470    更新时间:2016-05-04     文章录入:bgs


 

内容摘要:循证矫正是基于证据的矫正。获取“证据”方法的科学性,直接决定着“证据”以及后续矫正活动的质量。经过数十年实践,RNR原则已被证明是科学、有效的循证“方法论”,并被不断证明符合监狱矫正工作需求。监狱要实现持久的安全稳定,需要在严格周密实验设计、长期大量实践研究、充分理论论证基础上,梳理、归纳、量化罪犯风险因素,为监狱保安维稳指明方向,明确着力点,提高工作效率。本文中的罪犯风险评估系统,是基于RNR原则论证、设计和实施的,涉及罪犯自杀、暴力、服刑适应性等影响狱内安全、监管等级确定、再犯可能性等诸多监狱工作关注的焦点、难点和热点。经初步实践,证明能够摸排出高风险罪犯、提示风险等级与类型,受到基层监狱普遍认可。
关键词:RNR原则 罪犯风险评估
 
一、RNR原则介绍
(一)RNR原则的理论假设
RNR原则即风险一需求一反应原则。该原则以一般人格和认知社会学习观点为理论基础,由加拿大公共安全中心主任詹姆斯·邦塔和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教授安德鲁·唐纳德于1990年提出。经过20多年发展,已成为西方国家罪犯矫正工作中的指导性原则。
RNR模型的理论假设为:[1]
1.风险水平是可以被评估和预测的。与犯罪行为相关的风险因子包括个体内部的生理、心理因素及外部社会环境因素,这些因素是可以被量化和评估的。
2.导致犯罪的因素是多样的,矫正方法也应该全面评估并找出具体的风险和犯罪路径。
3.矫正的目的是为了减少犯因性需求,进而降低再犯率。
4.采取严格适当的研究设计,通过实证、价值中立的方法来确定罪犯的犯因性需求。
(二)RNR原则简述
1.风险原则
风险原则即强调矫正工作水平和罪犯风险等级相匹配。该原则揭示“谁”应该接受矫正。风险原则认为个体的风险水平与再犯可能性成正比,矫正的力度应该与风险水平相适应。如风险水平越高,越需要矫正,风险水平低则矫正力度应该降低或不需要矫正。因此,风险原则提示三个因素,一是要关注高风险罪犯;二是罪犯风险越高,矫治强度就应该越大;三是有研究表明,低风险罪犯接受高强度矫治后,其再犯风险反而升高。据介绍[2],在北美监狱系统,针对高风险罪犯要采取用高强度矫正(每年>200小时),中等风险罪犯接受中等强度矫正(每年约100小时);低风险罪犯接受高强度矫正,其再犯风险反而升高。
研究者依据罪犯风险因素划分风险等级。罪犯风险因素分为静态因素和动态因素。静态因素是指与犯罪相关的固定因素,如犯罪史、性别等;动态因素是指可能发生变化的个体属性或因素,如个体的冲动性、性取向偏差等。
2.需求原则
需求原则强调矫正的直接目标是为了降低犯因性需求。犯因性需求是指导致个体表现出违背社会规则或犯罪行为的生理-心理-社会因素。如与犯罪行为相关的价值观、态度、行为、心理、环境等因素。该原则提示“什么”应该接受矫正。
3.反应原则
反应性原则强调矫正项目应根据罪犯的能力和学习方式来设计和实施。该原则提示应该“如何”去矫正。反应性可分为内在反应性和外在反应性。内在反应性是指项目的设计和实施应该考虑到矫正对象的内在属性如人格特质、认知水平等;外在反应性是指从矫正对象的外在属性如生活环境、文化背景等方面设计矫正项目。反应性原则认为最有效的干预是行为改变;关注当下影响罪犯行为的因素;以行为为导向,适当加强罪犯亲社会或正性行为。
根据反应性原则,实施矫正可遵循以下路径:
一是了解罪犯基本特点,包括罪犯个人特长和具体的个人特点。RNR认为基本特点即是罪犯的犯因性需求。二是选择对应的矫正项目。矫正项目基于认知行为疗法,项目设计必须具有针对性;项目实施目的不是为了使罪犯达到顶尖或很高水平,而是达到普通水平即可。三是在罪犯和矫正人员之间形成互动关系。[3]
(三)主要的风险/需求因素
在长期实践及研究中,以邦塔教授为代表的加拿大矫正机构总结了八大类主要的风险/需求因子,包括:反社会认知(价值观、信念、认知情感模式)、反社会同伴、反社会人格模式、反社会行为史(记录)、家庭因素、人生挫折、不善社交及物质滥用等。其中四项(“大四”)被认为是影响犯罪行为的主要因素和预测变量:[4][5][6][7]
1.反社会行为史。表现为早期辍学、打架斗殴等不良行为、被拘留和入狱等犯罪历史。反社会行为史属于静态因子。这种静态风险因子在犯因性需求方面表现为,在高风险情境下扭转犯罪的可能性及建立预防犯罪的自我效能机制。如让罪犯形成“我知道怎样避免再次犯罪、我知道什么是应该做的”等正确观念。
2.反社会人格模式。表现为通过持续的攻击性行为来侵犯他人的权益,无罪恶感,缺乏悔改之意,不受良心与道德的约束,利用他人,无法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冲动、易激惹,具有欺诈性等。常见的反社会人格倾向包括冲动性、感觉寻求、冷酷无情等。邦塔教授总结后认为反社会人格模式至少包括了两个独立维度,其一为低自我控制能力,其二为负性情绪,如易激惹、感觉待遇不公、对抗性等。反社会人格模式在犯因性需求方面表现为低自我控制能力、缺乏愤怒管理技能、缺乏问题解决能力。
3.反社会认知。包括态度、价值观、信念、合理化等。与犯罪相关的认知情感状态包括愤怒、易激惹、违抗、厌恶等。反社会认知还表现为对法律和司法机关的负性认知,认为通过犯罪行为能够获得收益,寻找各种理由把犯罪行为合理化(如认为受害者罪有应得)。反社会认知的犯因性需求表现为对犯罪行为的态度和认知,通过矫正方案的设计和实施应该减少个体对反社会行为的积极态度,进而树立正确的认知方式。
4.反社会同伴。也被称为“犯罪行为的社会支持系统”,指具有犯罪行为或倾向的同伴群体对个体犯罪行为产生诱发作用。反社会同伴的犯因性需求表现为与反社会同伴的频繁交往。通过循证矫正应该减少其反社会联系,建立亲社会的同伴群体。
值得注意的是,在风险/需求评估中,不能把罪犯的刑期和犯罪行为造成的伤害性大小简单等同于个体风险性,即罪犯风险水平与刑期的长短不存在简单、直接的对应关系,不能单纯以罪犯当前的刑期来衡量个体的风险性高低。犯罪行为造成的危害性影响着量刑,但是在循证矫正中,量刑与再犯率的高低无直接对应关系。
(四)认知行为团体疗法是基础矫正方法
罪犯矫正最常用的方法是认知行为团体治疗。其基本观点是个体心理障碍和问题行为产生于错误的思维方法和对现实的错误感知,只有帮助个体学会辨识、改善这些不合理信念、价值观、感知、归因等认知方式,才可能有效地改变不适应行为。
认知行为疗法中,以合理情绪疗法应用最为广泛。其要点是帮助团体成员取出其功能失调的信念,如对问题的不现实、不客观、不合理推断、不合理归因和解释等,而代之以合理、恰当、现实的信念。认知行为团体治疗具体技术包括:与不合理信念辩论、重新构想、认知家庭作业、合理情绪想象、角色扮演、脱敏技术和技术训练等[8],适用于各类焦虑障碍、冲动行为等。认知行为团体疗法在罪犯矫正中被广泛运用,原因主要有:许多实证研究表明该方法较传统方法更为有效;二是技术简便易行,矫正人员可短时间内掌握;三是效率较高。
二、罪犯风险评估系统构成
(一)罪犯风险评估工具的发展
1.以评估思路和方法划分[9]
第一类:临床评估法。是松散的、主观、经验性的评估,主要建立在经验与知识基础上诊断的评估方法,评估方式是非结构的。
第二类:统计预测方法。主要是静态风险因素评估。统计的是结构的、量化的和通过实证的预测项目。风险大的罪犯只是重犯可能性大,这种方法建立在与风险相关的静态变量基础上,如年龄、犯罪记录、前科劣迹数量等。
第三类:结构性临床判断。将静态风险与改造需求实现初步结合,是将临床判断与统计预测结合在一起的方法。
第四类:采用自我评估问卷预测方法。问卷包括能反映犯罪性思维、反社会人格、犯罪史、反社会人际关系等问题。
2.以评估工具发展代际划分[10]
基于不同评估思路和方法,形成了大致相对应的数代评估工具。第一代评估工具是基于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的观察和临床经验,通过非结构化或半结构化访谈,收集罪犯再犯原因的相关信息,将罪犯评定为“有危险”和“无危险”两种情况。由于评估缺乏系统性和客观指标,通常预测信效度结果都很低。
第二代评估工具的特征是主要采用量化方式评估,主要考察罪犯历史、家庭状况、童年行为、人口学等指标的静态项目,动态项目较少,忽视了动态情境作用以及罪犯的改造需求。
第三代评估工具的特征是同时将静态因素和动态因素作为评估指标。既含有静态测量项目,又包含如罪犯态度、社会支持、经济状况等动态评估项目。
第四代评估工具主要是将罪犯矫治融入到风险评估体系中, 但目前应用还不普遍,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第五代测评工具特点是将神经生物学加入罪犯风险评估。
   (二)基于RNR原则设计罪犯风险评估系统的构成
当前,我国的罪犯风险评估研究现状,仍然大致停留在西方第一代、第二代工具水平上,差距十分明显。基于RNR原则设计的罪犯风险性评估系统处于第三、四代结合的水平,符合当今矫正工作潮流和发展趋势,目前正在潮白监狱改进试用。
1.评估方法
一是日常行为观察。通过主管干警的日常观察进行评估,包括罪犯日常表现、违纪行为、精神状况、情绪问题、环境变化、其他异常行为等信息。二是量表/行为实验测试。采用信效度高,且具有针对性的量表评估罪犯服刑适应性、自杀风险、抑郁程度、人格障碍诊断、再犯罪风险等情况。量表评估方式包括自评和他评。行为实验测试主要包括罪犯道德发展水平测试、假装电击测试、自杀和攻击内隐联想测试等。三是结构化访谈。根据日常行为观察、量表评估和行为学测试结果进行结构化面谈,了解罪犯成长史、家庭情况、工作和受教育经历、情绪和认知问题、反社会行为及个体需求等。四是生理指标测试。实时监测罪犯皮肤电阻、血压、指脉等生理指标,作为推断回答问题时的参考。
2.系统构成
(1)基本信息。包括人口统计学信息、精神健康状况、物质滥用情况、犯罪史等静态信息。该部分作为评估基础模块,为监管等级评估、狱内安全评估和再犯罪风险评估提供基础有效信息。
(2)风险评估。包括监管等级、狱内安全、再犯风险和评估报告四大部分,覆盖罪犯服刑初期、中期和后期。
监管等级。由干警评估,包括入监初评和服刑期再评。将罪犯分为低、中、高三个监管等级。依据现有罪行的严重性和既往严重犯罪史、脱逃史、既往服刑违纪史、酒精药物滥用史等,初评和再评对以上因素倚重程度不同。
狱内安全。包括服刑适应性、自杀风险和暴力风险评估。服刑适应性模块评估罪犯在服刑期间对监狱环境、狱友和责任民警等外部因素是否适应,从罪犯睡眠饮食、情绪状态、行为表现和监管合作性等方面进行,包括自评和他评两部分;自杀风险模块分为自杀风险量表和自杀风险访谈两部分,从自杀和自残行为史、自杀迹象、绝望感、消极情绪等内容进行评估,包括自评、他评和访谈三种方式;暴力风险模块主要从罪犯行为表现、敌意、愤怒、身体攻击、言语攻击和间接攻击等方面进行评估。
再犯风险。主要包括行为测试和结构化访谈。其中结构化访谈包括反社会人格、认知、同伴、家庭和伴侣关系、学习和工作、休闲娱乐方式、成瘾行为等七个动态因子及基本信息中的犯罪行为史。
评估报告。报告分为基本情况、犯罪相关情况、犯罪历史信息、风险评级、评级说明、需要特别注意的情况、评估者补充调整信息和矫正建议等八项。
三、基于RNR原则罪犯风险评估系统的初步实践
(一)研究对象
选取××监狱(系重长刑犯监狱)108名罪犯(包括限制减刑罪犯)参加评估。为保证评估有效性,采用统一的评估指导语,主持由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担任。这组罪犯年龄为20—61岁,平均41.7岁,标准差10.36。其中刑期1-5年的8人,5-10年19人,10-20年31人,死缓无期50人,十年以上长刑犯占总体75%。暴力犯罪67人,非暴力41人。
(二)工具及统计方法
采取罪犯风险评估系统,运用spss17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分为两类五项。一类是呈现受评估罪犯整体风险等级;运用平均数差异检验中短刑犯与长刑犯风险程度。二类包括采用平均数差异性检验探讨不同刑期、年龄罪犯在适应性、自杀风险和攻击水平的差异;运用相关分析探讨自杀风险、攻击水平与适应性的关系;采用分层回归分析探讨年龄、自杀风险、攻击水平对罪犯适应性的预测作用。
(三)结果呈现
1.不同风险等级人员分布(表一)
暴力风险不同等级人员分布
 
再犯罪风险不同等级人员分布
风险程度
比例
风险程度
比例
高风险
15.14%
高风险
17.16%
中风险
71.66%
中风险
63.58%
低风险
15.14%
低风险
18.17%
未参评
7.6%
未参评
10.9%
 
自杀风险不同等级人员分布
 
 
适应不良不同等级人员分布
风险程度
比例
风险程度
比例
高风险一级
5.4%
高风险一级
6.6%
高风险二级
18.17%
高风险二级
17.16%
中风险
71.66%
中风险
62.57%
低风险
14.13%
低风险
23.21%
备注:高风险一级指经自评和他评,均为高风险罪犯;
高风险二级指经自评和他评,其中一项为高风险罪犯。
2)中短刑犯与长刑犯风险评估比较(表二 平均数差异t检验)
种类
适应不良
自杀风险
抑郁水平
攻击程度
再犯风险
中短刑犯
4.48
57.5
34.58
61.2
7.38
长刑犯
6.56
64.68
38.44*
67.9*
8.65*
(“*”表明差异显著)
3)不同刑期和年龄被试在自杀风险、攻击水平及适应性得分比较(表三)
变量
中短刑犯
N=30)
长刑犯
N=78)
t
成年早期
N=49)
(年龄<40)
成年后期
N=59)
(年龄>40)
t
适应性
4.48±3.88
6.56±4.72
-1.99*
4.73±3.66
7.50±4.88
-3.17**
自杀风险
57.50±11.50
64.68±15.23
-2.58**
59.16±12.63
66.37±15.75
-2.57**
抑郁水平
34.58±6.37
38.44±9.13
-2.43*
35.81±7.58
38.79±9.40
-1.77
攻击水平
61.20±13.05
67.90±19.80
-2.01*
69.48±19.51
65.18±17.17
2.18*
4)自杀风险、攻击水平与适应性的相关分析(表四)
 
`x± s
刑期
现龄
适应性总分
自杀风险
抑郁水平
适应性总分
6.17±4.55
0.188
0.551**
 
 
 
自杀风险
62.77±14.63
0.207*
0.269**
0.551**
 
 
抑郁水平
37.36±8.6
0.186
0.226*
0.654**
0.750**
 
攻击
66.05±18.37
0.129
-0.139
0.441**
0.477**
0.443**
5)年龄、自杀风险、攻击水平对适应性的预测作用(表五)

 
 
1
2
3
变量
Beta
t
p
Beta
t
p
Beta
t
p
1
现龄
0.369
3.78
0.001
0.234
2.63
0.01
0.339
3.79
0.001
2
自杀风险
 
 
 
0.479
5.40
0.001
0.272
2.62
0.01
3
攻击水平
 
 
 
 
 
 
0.343
3.41
0.001
 
R2
 
 
0.136**
 
 
0.348**
 
 
0.423**
 
R2变化
 
 
0.136**
 
 
0.212**
 
 
0.076**

(四)结果分析
1.狱内安全
从参加评估罪犯整体情况看(表二三),10年及以上刑期罪犯的服刑适应性程度比10年以下罪犯要差,自杀风险水平更高、攻击水平更高。整体表明长刑犯的狱内安全性要低于中短刑犯:服刑适应性显著低于中短刑犯;长刑犯的自杀风险、抑郁水平和攻击水平显著高于中短刑犯。
将参加评估罪犯按照年龄分为成年早期组(年龄在40岁以内)和成年后期组,进行两组数据平均数差异性检验,结果发现,成年早期组的适应性显著高于成年后期组、成年早期组的自杀风险显著低于成年后期组;成年早期组的攻击水平显著高于成年后期组。说明年龄较高的罪犯在监狱生活方面适应较差,抑郁、绝望等消极情绪也更多,自杀可能性也更高。预示该监狱接受评估的这部分罪犯中,40岁以下的罪犯相较40岁以上罪犯其整体狱内安全性显得更平稳。在攻击指标上,40岁以上的罪犯显著低于40岁以下者,也进一步说明年龄对预测罪犯狱内安全的参考作用。
2.相关性(表四)
结果显示,罪犯刑期与自杀风险成显著正相关(即罪犯刑期越长,其自杀风险呈上升趋势);罪犯年龄与服刑适应性、自杀风险及抑郁水平呈显著正相关。罪犯的服刑适应性、自杀风险、抑郁和攻击水平皆存在显著相关。
3.预测性(表五)
结果显示,罪犯年龄能够预测罪犯适应性。年龄越高,适应性越差;在控制了年龄后,自杀风险水平也是适应性的有效预测因子,表明罪犯生存理由越低、情绪沉浸越严重、绝望感越高,则其服刑适应性越差;当控制了年龄和自杀风险后,罪犯的攻击水平也能显著预测其适应性,即攻击水平越高,适应性越差。这表明不管罪犯表现为向内的抑郁和自杀风险,还是表现出向外的破坏性攻击行为,这都能对其在狱内的适应性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应用价值:一是初步形成了一套罪犯循证矫正动态评估工具。包括自评、他评量表、结构式访谈、行为学评估等内容。经前期试用显示,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在后期工作中,项目团队评估了潮白监狱全部罪犯,获取积累了更丰富的数据信息,形成了各监狱、各犯罪类型罪犯的风险等级分布情况,为监狱调整押犯结构提供了可借鉴的参考指标;向各分监区提供需关注的高风险罪犯名单,经向干警了解,该名单基本涵盖干警经验判断范围内的高风险罪犯,也包含部分原本不在干警关注范围内的罪犯,引起了分监区的重视。二是为设计开展针对性矫正项目提供借鉴参考。根据整体风险评估结果,项目团队选取了12名限制减刑犯开展矫正项目。经定量分析、主观报告、座谈会反馈、干警观察等效果评估显示,经两个半月的团体矫正后,这部分罪犯在改造意愿、对犯罪的态度、情绪管理、问题解决、人际关系等方面都有了正向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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