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育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相关性分析——以北京市未成年犯管教所“亲情修复”矫治项目为例

作者:北京市监狱管理局    来源:北京市监狱管理局    点击数:380    更新时间:2016-06-06     文章录入:bgs


 

摘要:本文以北京市未成年犯管教所在押未成年罪犯为样本,分析导致未成年服刑人员犯罪的家庭原因,探析因家庭教育的“缺位”,而引入社会力量对未成年罪犯开展“亲情修复”矫正项目的新路径。我所运用心理学中有关家庭治疗的理论与方法,引入专家团队,吸收家长参与到罪犯矫治方案的制定与执行,充分挖掘家庭的潜在力量,发挥家庭和亲情在未成年服刑人员矫治过程中的作用,通过开展亲情修复项目促进未成年罪犯的矫正工作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和思考。
摘要:亲情修复 家庭治疗 未成年服刑人员矫治
 
伴随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的急剧变化,我国的犯罪问题也呈现出高发的态势,庞大的犯罪群体中包括了相当数量的未成年人。社会转型期,社会对部分未成年人,如留守少年、辍学少年、未成年务工人员的控制力逐渐弱化,加上未成年人正处在心理叛逆期,亲情纽带关系弱化、情感脆弱易冲动、社会经验缺乏,行事不计后果,易受环境影响而制造出一些恶性暴力案件,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以我所为例,在押的未成年罪犯中,暴力犯罪类型的占了50%以上。勿容置疑,家庭因素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起着至关重要作用。同样,我们也应从家庭入手,并以家庭为重点,深刻理解和帮助解决未成年犯在家庭中所遇到的困难与问题,促进他们正常社会化,这是避免其重新走向违法犯罪道路的关键所在。本文以北京市未成年犯管教所为例,通过抽样调查,分析导致未成年服刑人员犯罪的家庭原因,探析家庭在未成年服刑人员矫治过程中应该发挥的作用。
一、未成年人犯罪的家庭因素分析
   课题组采取不记名答卷的方式,从北京市未成年犯管教所在押的未成年服刑人员中抽取251人参与问卷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251份,回收问卷251份,其中有效问卷245份。经过对问卷分析,大多数未成年服刑人员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家庭问题,主要有家庭结构不完整、家庭教养方式不当、家庭环境不良等三方面因素。
(一)家庭结构不完整
家庭结构不完整是指因死亡或者父母感情破裂导致离异、分居、遗弃等原因使得父母一方或双方不存在,从而使得家庭的完整性、稳定性遭到了破坏的一种家庭状况[1]。在参与问卷的调查的245名服刑人员中,其家庭结构如下:
 
 
 
 
表一北京市未管所未成年服刑人员家庭结构统计表
家庭结构
健全
单亲(父母离异)
单亲(一方去世)
单亲并再婚
总数
245
人数
134
55
24
32
比重
55%
22%
10%
13%
不论是由于父母离异、分居还是一方过世所导致的家庭结构不完整,对于处于社会化关键时期的未成年人带来的伤害都是巨大的。一方面,它打破了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和情感发展需要的平衡状态,使其得不到应有的来自父母双方的关爱,致使他们在角色认识、人际交往、人格形成、责任承担和适应社会的过程中遇到困难,导致其越轨行为出现的可能性增大;另一方面,它打破了原有家庭经济结构和生活环境,使得家庭陷入不同程度的窘困,无论是单亲父亲还是单亲母亲,既要工作赚钱又要照料孩子,一人承担本应由两人承担的压力。从整体情况看,单亲父亲在解决物质生存需要方面较强,但对于子女的监护则缺乏细心和耐心,而单亲母亲虽能在生活上更关心体贴孩子,但迫于生计往往也不得不把孩子的监护问题放在一边,并将孩子的教育过多的依赖于社会、学校和孩子自身。个别父母双亡或者遭受遗弃的孩子更是过早地被推向社会。上述两种因素的存在,使得未成年人长期处在缺乏父母保护关爱和不安全的环境中,极易遭到外部不良环境的侵袭。
(二)家庭教养方式不当
家庭教养方式,是指父母对子女抚养、教育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相对稳定的行为倾向【1】。父母教育子女的方式,一般可分为民主型、溺爱纵容型、简单粗暴型、放任自流型,其中民主型为合理的教养方式,其父母能够在未成年人的成长过程中扮演倾听者、分析者、导师、朋友、问题解决者等多重角色,帮助他们转变思想和行为的偏差。但是,在问卷调查中,当向245人问及父母对你的过失采取的教育方式以及父母对你的教养方式两项问题时,其结果如下:
表二:北京市未管所未成年服刑人员家庭教养方式统计表

家庭教养方式
民主性
简单粗暴
溺爱纵容
放任型
总数
245
人数
92
71
23
59
比重
37%
30%
9%
24%

1、溺爱纵容型
此种教养方式中,父母对孩子过分娇惯溺爱、百依百顺、一味满足,甚至对他们出现的过错也百般纵容。在父母的百般纵容和万般保护之下,导致孩子形成以自我为中心、自我控制能力低、嫉妒心强的特性。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困难挫折时,不是积极地寻求解决方法,反而是逃避。而且溺爱纵容导致未成年人为所欲为,欲望不断升级,一旦其不合理需求在家庭范围内得不到解决,就会向外扩张走上犯罪道路。
2、简单粗暴型
根据此次问卷调查统计,粗暴型教养方式占受测样本量30%。而且当被问及你对父母最不满意的地方是什么时,有50名受测未成年服刑人员填写的是训斥、打骂。因为采取简单粗暴型的教养方式的父母,在管教孩子时缺乏耐心、细心,奉行打服教育,把打骂作为管教孩子唯一的有效方法,既不冷静分析孩子出错的原因,也不给孩子解释的机会。而这种简单粗暴的棍棒教育严重地伤害孩子的自尊心,教会孩子冷漠、残忍、敌视,使其产生逆反对抗心理和悲观自卑情绪。这种教养方式极有可能使孩子故意朝着你打骂的方向发展。而且由于孩子未能从父母身上获得温暖、保护,极易在社会上寻求温暖和保护,甚至被不良分子拉拢和引诱,走上犯罪道路。
3、放任型
社会控制理论认为,具有强亲子依恋的青少年更有可能去遵守父母的规则和愿望,父母的教养行为也更有效。而弱依恋的青少年不愿被家长束缚,不太会考虑父母意见,研究表明弱依恋降低了父母对子女的管教行为,增加了问题行为的发生。根据此次问卷调查统计,放任型教养方式占受测样本量24%。而且当被问及你对父母最不满意的地方是什么时,有45名受测未成年服刑人员填写的是不管我。当父母由于种种原因在对子女的管理上采取放任自流时,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依恋关系微乎其微,此时,父母的惩罚并不能限制问题行为的发生,反而适得其反,增加了问题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三)家庭环境不良
十九世纪德国著名教育学家福禄贝尔曾经说过国民的生命与其说操在当权者手中,不如说握在母亲手中。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由他们的言行举止、价值观念、甚至潜在的精神世界等形成的环境对未成年人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通过对受测的245名服刑人员的调查,发现很大一部分未成年服刑人员的家庭经济环境、家庭教育环境和生活环境都存在问题。
1、       未成年服刑人员家庭经济环境
表四:北京市未管所未成年服刑人员父母职业状况统计表

父母职业状况
公务员
企事业单位
经商
打工
务农
无业
父亲
4
31
32
24
84
38
母亲
2
27
24
25
80
47

表五:家庭经济状况统计表
家庭年收入状况
15万以上
10-15万
5-10万
5万以下
总数
245
人数
17
12
57
159
比重
7%
5%
23%
65%
在现阶段,文化程度的高低与所从事职业的性质具有重大相关性。一般而言,知识分子和公务员文化程度较高,工人农民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孩子在文化程度较高的家庭中能受到更好的熏陶和教育。父母的职业状况,一方面决定了家庭的经济状况,是否有稳定的、丰厚的收入;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家庭的社会地位和孩子的受教育情况。而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服刑人员的父母都务农、打工、无业,65%家庭年收入在5万元以下。这些服刑人员往往是因为物质需求满足上受到限制,虚荣心满足程度上受损时,而铤而走险,用不正当的方式来获取物质和虚荣心上的满足。
2、       未成年服刑人员家庭教育环境
表三:北京市未管所未成年服刑人员父母文化程度统计表

父母文化程度
大学本科以上
大专
高中
初中以下
父亲文化程度
16
22
53
150
母亲文化程度
19
21
60
135

虽然父母文化素质的高低,与未成年人出现品行偏差等问题不存在必然的关系,但是文化素质的高低通过间接的方式影响着孩子的成长。父母文化素质直接影响着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决定了其在家庭教育中秉承什么样的教育理念,采取什么样的教育态度,选择什么样的教养方式。而这些教育理念、教育态度和教养方式塑造着孩子的个性及心理特质。从上述表格也可以看出,未成年服刑人员父母的文化水平大多集中在初中以下,高学历的相对较少。因为,文化程度高的父母能给予子女更多的情感温暖与理解,能够为孩子设定合理的期望值,并采取有效的方式帮助、激励他们获取目标。而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的父母,由于受自身文化程度的限制,不能有意识地学习科学有效的教育方法,不懂得如何关爱、培养子女。主要表现为过分溺爱、放纵,不能与子女进行恰当的思想、情感的沟通,对孩子的过错一味袒护、放纵或者严厉惩罚,使得他们产生逆反心理,以致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3、未成年服刑人员的家庭生活环境
通过对受测人员家庭生活状况父母犯罪史等两项内容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虽然聚少离多、父母有犯罪前科的只占29%、11%。数量虽然不大,但这两个因素对未成年人走向犯罪的不良影响效应却是100%。我们在对你对父母最满意的方面你对父母最不满意的方面等两项问题的调查中发现,除43%全部满意之外,67%受测人对父母的管教方式不满意,主要表现为管教过严、放任自流、高压政策等等。而青少年由于心智尚未发育健全,在学习、生活或工作等方面由于某种需要而受到来自社会、家庭、同辈群体或他人的挫折或刺激时,其驱力、动机、挫折、不安、失望、反抗欲望、敌意和自卑感就会走向消极的一面,就会不顾社会准则和群体规范的约束,出现违法犯罪行为。
二、家庭在未成年服刑人员矫治过程中的“缺位”
基于家庭与未成年人的天然关系,家庭对未成年人较之学校、社会更直接、更有效、更重要,其地位是无法替代的。这种天然关系不因他们犯罪被关押而终止,相反,对于处于监禁中的未成年人,更需要来自家庭的关爱与帮助,从监狱角度而言,也需要家庭的配合与理解,矫治其在思想和行为方面的偏差,共同做好未成年罪犯矫正工作。但是以北京市未成年犯管教所为例,当前家庭成员真正介入未成年犯矫治过程中存在明显的认知方面、参与方面的误区,导致实际改造过程中的“缺位”。
(一)认识方面的“缺位”
大多数服刑人员家属对狱内未成年服刑人矫治工作存在两个误区。首先,有相当一部分服刑人员家属在内心深处将自己放在与未管所对立、抗争的位置上,只认识到未管所的惩戒功能,认为未管所干警主要是对其孩子进行惩罚的,将未管所惩戒功能片面扩大化,对未管所教化、改造未成年服刑人员的职能认识不足,没有看到未管所以及未管所干警与自己在改造未成年服刑人员目的上的一致性,以致出现不配合、不理解干警执法行为,对干警的执法行为挑刺,或者是阳奉阴违,使得监狱教育改造工作事倍功半。其次,认为孩子进入未管所后,教育改造职责全部应当由未管所承担,自己在孩子尚未犯罪时就不能将其管教好,在其进入未管所后与自己相处时间较少的情况下,自己在他们的教育工作上已是爱莫能助、有心无力,从而仅仅为他们提供物质上的支持,对于他们的具体改造生活则放任不管。
(二)参与方面的“缺位”
在当前监狱工作公开化、社会化程度较高,监狱为服刑人员家属参与未成年服刑人员矫治工作提供诸多便利渠道的前提下,大多数未成年服刑人员父母仍将未管所教育改造工作神秘化,参与度较低。以北京市未成年犯管教所为例,一方面,参与面相对狭窄,依据《监狱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监狱相关规章制度,服刑人员家属能够参加的矫治过程的项目还是比较广泛的,但就具体实践而言,服刑人员家属参与的环节大多局限于监狱组织的大型文体活动、节日慰问活动、减刑假释等方面。而对于未成年服刑人员在思想、生活、学习、劳动等改造的重点环节,服刑人员家属允许参与的事项却很少。另一方面,参与积极性不高,目前有服刑人员家属参与的狱内主办的文体活动、主题教育活动等,大多都是受监狱邀请参加的,很多服刑人员家属存在认知上的局限、地域上的限制、时间上的限制等因素,对于监狱的邀请,态度冷漠,甚至拒绝配合,影响了活动的效果。
(三)信息反馈方面的“缺位”
家属与干警之间关于罪犯改造情况信息的及时沟通与反馈,是了解罪犯思想动态和改造心态的关键。基于家人与未成年人之间的天然联系,家人更容易通过信件、亲情电话、会见等渠道能够了解到干警通过监控渠道无法获得的信息。但是家属基于各种因素的考量,选择性地反馈信息。一是刻意隐瞒,即对于自己察觉的服刑人员心态、想法、行为方面的异常,不主动与干警沟通,甚至在与干警交流过程中刻意隐瞒,担心这些信息会影响自己孩子的计分、减刑假释等;二是报喜不报忧,对于未成年服刑人员言行中透露出的信息,选择性的反馈,对于负面信息采取隐瞒态度,仅反馈正面信息,以便为自己的孩子争取更大的利益。信息反馈机制的不健全,导致干警不能准确掌握服刑人员信息,一方面,错失有利改造时机,另一方面,甚至对于一些未成年服刑人员违纪倾向未能及时掌握,导致违反监规纪律问题的出现。
三、“亲情修复”矫治项目在未成年罪犯矫治的实践
家庭因素是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未成年罪犯矫正过程中的重要力量,如何更好地发挥家庭在未成年犯管理教育中的积极作用,也是摆在未成年犯刑罚执行机关面前亟待探讨、解决的重要课题。
鉴于家庭在未成年人犯罪过程中“缺位”、家庭矫治功能未得到有效发挥的现状,北京市未成年犯管教所在总结长期工作实践经验的基础上,2014年年初,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玫瑾教授团队合作,在未成年罪犯群体中开展了“亲情修复”改造项目,积极探索有效举措,发挥家庭在未成年罪犯矫治过程中积极作用,帮助未成年犯健康顺利回归家庭、回归社会。
(一)“亲情修复”矫治项目基本理念
“亲情修复”项目,以家庭为单位,充分借鉴心理学中家庭治疗相关理论和方法,通过治疗性会谈、行为作业及其他非言语性技术,普及心理健康知识,找出家庭问题的“症结”,协助家庭逐步消除合理信念、行为方式和表达方式,找出家属参与服刑人员改造路径和、帮助他们选择正确的参与方式。与此同时,通过科学引导和训练,协助家庭消除不良情况,促进成员间的良性互动,回复家庭的正常功能,为刑释未成年服刑人员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降低未成年服刑人员再犯罪率。
(二)“亲情修复”矫治项目实施原则
1、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原则
“亲情修复”矫治项目实施过程中,一方面运用青少年犯罪危险评估测量工具YLS/CMI(青少年管理级别和个案管理评估量表)对罪犯危险程度进行评分;另一方面专家和监狱的专职心理咨询干警[1]与未成年服刑人员进行一对一访谈,重点对犯罪原因、成长背景、家庭环境、情感发展、认知方式、个性特征、社会性发展等方面进行深度了解,同是听取主管干警对服刑人员本人现实表现的评价。在综合上述测评结果、访谈结果、干警评价的基础上,形成鉴定报告,确保评估结果的准确性。
2、评估与矫正并行的原则
“亲情修复”矫治项目实施过程中,对于服刑人员在各个环节所暴露出的心理问题和异常表现,及时组织专家力量进行评估和矫正,及时消除不良心理,确保项目顺利进行。例如,在项目开展过程中,未成年服刑人员代某,在接受评估过程中被发现有失眠、厌食、情绪的低落等抑郁症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立即联合主管干警对其进行心理疏导,探寻问题产生原因,并采取疏导措施,确保的项目的顺利开展。
3、“亲情修复”项目与“循证矫正”相结合
项目实施过程中充分借鉴“循证矫正”相关理论和方法,在项目开展过程中充分发挥专家学者、监狱领导、监狱专业干警、服刑人员四方力量,由专家给予专业性指导,监狱领导统筹协调狱内资源,狱内专业干警积极配合并开展具体项目,与此同时,充分发挥服刑人员的主体性,最后共同研究评估结果。在此基础上,共同制定“一人一册”的矫正计划。同时,按照“成熟一个,总结一个”的工作思路,对项目进行总结和梳理,及时总结经验、发现不足,形成专门的案例集和项目库,逐步形成成熟的“亲情修复”矫治项目。
(三)“亲情修复”矫治项目实践过程
北京市未成年犯管教所“亲情修复”矫治项目,按照未成年服刑人员的特点和改造规律,按照“心理评估、罪犯分类、项目实施和总结阶段”四个步骤有序开展。
1、开展罪犯心理评估
“亲情修复”矫治项目初期,项目组利用一个月实践,对北京市未成年犯管教所2015年1月1日后释放(146名)的未成年罪犯和2014年6月以后新收押罪犯,开展一对一心理测评。首先,运用青少年犯罪危险评估测量工具YLS/CMI(青少年管理级别和个案管理评估量表)对罪犯危险程度进行测评;其次,利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开发的评估工具,由专家和监狱内专职心理咨询干警与未成年服刑人员进行一对一访谈,重点对罪犯原因、成长背景、家庭环境、情感发展、认知方式、个性特征、社会性发展等方面进行深度访谈;最后,听取主管干警对服刑人员本人现实表现的评价。在综合上述测评结果、访谈结果、干警评价的基础上,形成鉴定报告,确保评估结果的准确性。经过评估,筛查出高风险罪犯14人、中度风险罪犯50人。
2、开展罪犯分类
“亲情修复”矫正项目开展过程中,在对全体未成年服刑人员进行一对一测评的基础上,首先,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专家利用一个月的时间对测评结果进行审核和分析,并进行初步分类;其次,由专家组与北京市未成年犯管教所干警依据未管所现有罪犯分类标准和体系,对未成年服刑人员进行再分类。最后,由监狱根据评估结果和分类情况,对罪犯档案进行重新整理,按照“一人一策”的原则,制定针对性矫正计划。
3、开展家庭辅导
“亲情修复”矫正项目实施过程中,依据罪犯测评结果和罪犯分类,对筛选出需要进行亲情修复的服刑人员,分析其家庭结构、家庭环境、家庭功能、家庭教育方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找准主要的2-3个“症结”。依据这些“症结”,首先开展集中疏导和授课。对未成年服刑人员进行心理疏导,开展生活技能训练,培养服刑人员自己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此基础上,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专家对未成年服刑人员及家属进行共同授课,授课内容主要围绕“家庭环境对未成年成长的影响、家庭如何做好青少年再犯罪预防工作、青春期孩子的身心特点、家庭如何做好未成年犯回归衔接、家长如何与青春期孩子交流与沟通、家庭如何参与到未成年服刑人员的矫正过程、如何让服刑人员在改造中感受家庭温暖”等问题进行详细授课。引导家长和服刑人员正确面对问题,积极解决问题。其次,由专家对各类家庭中的典型案例进行“一对一”辅导,并有监狱干警随班观摩学习。之后,在专家的现场督导下,由项目组中的监狱干警每人挑选一至两个家庭进行一对一辅导,帮助家庭找到“症结”,对家长与未成年服刑人员进行对症辅导,帮助家长与未成年服刑人员和谐相处。服刑人员张某,父亲是国家部委官员,母亲是银行高管,早年父母离异,母亲对其百般溺爱,在某重点高中就读期间,因为早恋问题杀人而被判处无期徒刑。入狱后出现了不愿意参加劳动等一系列不适应的问题。经过三次专家咨询、家庭治疗后,目前已经能够安心改造。同时,我所还针对未成年服刑人员家庭中存在的同质突出问题,通过拓展训练、文体活动、座谈、家庭互动模式等,开展家庭团体辅导,通过认知训练与行为训练等方式,共同消除导致未成年服刑人员犯罪的家庭因素,实现“亲情修复”项目的规范化。
4、总结经验,实现矫治项目常态化
“亲情修复”矫治项目实施的最后阶段,在专家的指导下,编写《未成年罪犯亲情修读项目操作手册》和《未管所家庭辅导案例集》,总结典型案例,并对重点难点家庭问题的督导经验和修复经验进行总结,形成系统的项目库,借助“循证矫正”理念和方法,为类似案例的开展提供经验。与此同时,为拓宽服刑人员家属参与矫正过程路径和内容提供意见参考,实现“亲情修复”矫治项目的常态化。
四、“亲情修复”对未成年罪犯矫治工作和完善未成年罪犯家庭的启示
未成年罪犯“亲情修复”矫治项目开展近一年来,虽然各方面还不尽成熟,已经在未成年服刑人员和家属中取得较好反响。同时对北京市未成年犯管教所矫治工作和完善未成年服刑人员家庭方面有重要的启发。
(一)“亲情修复”项目对监狱矫正工作的启示
1、积极引入社会力量,成立家长学校
针对家庭因素在未成年人犯罪成因中占据的重要地位,以及开展项目所需的较强的专业性。因此北京市未成年犯管教所在开展“亲情修复”矫治项目的过程中,引入社会力量,最大程度地发挥家庭在未成年犯矫治的功能作用,在与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合作的基础上,邀请长期致力于未成年人犯罪与预防研究的有关专家学者和社会志愿者,目前已经聘请了39名社会志愿者参与未成年罪犯矫正工作。对家庭矫正项目进行专业指导,对管教干警及未成年罪犯家长进行授课培训,提高矫正工作的科学性、有效性。在此基础上,借鉴社会上家长学校的运作模式,成立家长培训学校,定期聘请有关专家就相关专题以及罪犯犯罪成因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对服刑人员家属进行专题讲解,矫正家长存在的不正确的教育理念与教养方式。通过成立家长培训学校,增强家长与未管所之间的沟通交流,发挥家庭与未管所的教育合力,共同帮助未成年服刑人员积极改造。同时,成立家长学校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在未成年服刑人员刑释后,能够更好地与家人和谐相处,发挥家庭预防其再次违法犯罪的积极作用,进一步巩固未管所的矫治成果。
2、吸收家长参与到罪犯矫治方案的制定与执行
学校的教育需要家长的积极配合,才能更好地发挥教书育人的职能。同样,未管所的矫治工作也需要家长的积极参与和支持。亲情教育一直是监狱教育改造的有效手段之一,尤其是针对未成年服刑人员的矫治,家长的有效参与往往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为了提高未成年服刑人员改造的针对性与科学性,在实践工作中,未管所积极探索针对未成年服刑人员的心理特点、成长经历、受教育程度、家庭背景、犯罪的主观程度等因素对其进行科学分类,并通过全面了解和细致分析未成年服刑人员犯罪时的时空处境,根据未成年服刑人员不同的犯罪原因、成长经历、性格特点等,开展个别化教育,为每名未成年服刑人员建立个别教育档案,做到一人一档。并结合个体特点与缺陷为每个未成年服刑人员制定完整的个别矫治计划,成立由专家、社会工作者、干警、家属组成的教育转化小组,使用个案辅导、小组矫治、心理咨询等科学方法共同帮助未成年服刑人员祛除恶习,健康回归。由于未成年服刑人员对父母等家属的依赖性较强,因此借助亲情教育的力量,对其开展针对性的教育矫治,效果比较明显。同时,在参与矫治的过程中,未成年服刑人员的父母也能够更好地了解孩子的个性特点与缺陷,在孩子刑释后,能够做到有针对性的预防与教育,避免孩子重新违法犯罪。
3、 积极培养专业化的干警队伍
当前, 我国“亲情修复”矫治项目和家庭治疗方面的心理人才和专家队伍数量少, 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能够引入到监狱内部的专业化力量也相对有限,且对未成年罪犯教育改造工作的特殊性认识不足。在此种情况下,监狱应该借助社会力量,把家庭系统治疗的理论和方法纳入心理咨询师培训的重要内容。通过专家的系统培训、耐心讲解、现场督导、案例分析等方式,培养符合自身改造需要的具备“亲情修复”及家庭治疗相关知识的专业化干警队伍,为“亲情修复”矫治项目的开展提供队伍保障。
(二)“亲情修复”矫治项目对未成年服刑人员家庭的启示
“亲情修复”矫治项目通过“一对一”家庭辅导,在帮助家庭找准自身问题“症结”的同时,帮助家庭找准参与未成年罪犯矫正工作过程中的角色。
1、未成年服刑人员服刑期间物质支持者和精神支柱
身处未管所中的未成年服刑人员与正常未成年人相比,更需要来自父母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支持与鼓励。因此,父母更要不抛弃、不放弃他们,为他们提供必要物质的支持,确保能够满足他们狱内的正常生活需要,让他们感受到来自家庭的支持与温暖。但是给予的物质支持应该适度,不能太高以免激发和助长他们的攀比心理。除了物质支持之外,父母更要成为未成年服刑人员的精神支柱,在他们服刑期间为他们的改造生活提供积极的合理化建议,给予他们希望,帮助他们找回生活的信心,引导他们成长。让他们不至于感觉孤单、无助,对自己人生悲观失望。
2、监狱教育改造未成年服刑人员过程的主动参与者
对狱内未成年服刑人员的管理教育不仅仅由未管所承担,还需要来自家长的理解、支持,只有双方的默契配合,才能确保监狱的教育改造活动取得预期的效果。基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天然关系,父母要积极参与到他们的改造生活中,对于未管所组织的需要服刑人员家属参加的主题教育活动、文体活动要积极参加;对于未管所对未成年服刑人员开设的教育课程、技能培新要给服刑人员以积极的引导;经常与服刑人员沟通,将察觉出的问题、发现的情况,及时与管教干警沟通,共同探讨教育、转化方案。通过亲身参与,将自己从未成年服刑人员教育改造的局外人转变为局内人,用来自家庭亲人的教育感化弥补干警教育改造过程中的不足,从而在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服刑人员过程中发挥事半功倍的效果。
3、对监狱执法行为的监督者、服刑人员权益的维护者
   每一家长对于身处未管所的孩子的生活以及权益的保障都极度关心。随着社会民主进程的加快,未管所已经为服刑人员家属提供多种参与渠道和监督平台。以北京市未成年犯管教所为例,一直以来,通过狱务公开系统向服刑人员家属公开教育改造未成年服刑人员改造工作的方针。在对未成年服刑人员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与未成年服刑人员权益息息相关的工作中,北京市未成年犯管教所一直贯彻落实三公开,两监督程序,即将服刑人员减刑、假释、保外就医工作的制度、过程与结果对外公开,接受来自法律和社会的监督,其中社会监督中就包括来自服刑人员家属的监督,这也是服刑人员家属享有的权利。服刑人员家属可以借助未管所提供的良好平台,充分运用自身权利来维护未成年服刑人员合法权益,同时,对未管所工作提出意见与建议,促进监狱工作的社会化进程。
五、结语
让那些因为种种原因步入歧途的未成年人健康回归家庭、回归社会是我们未管所和家庭乃至全社会的共同期盼,如何避免一个个花季少年重新误入歧途也是家庭、学校、社会的共同责任。作为未成年犯的刑罚执行机关,我们也呼吁社会更加关注家庭在未成年犯罪及矫治过程中起到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关注家庭教育功能的发挥,通过有效的家庭治疗和亲情修复项目改善其失调的家庭功能,促进家庭成员之间良性互动,帮助家庭恢复正常功能,以此促进服刑人员人格的重塑,培养健康心理,最终达到预防未成年服刑人员重新犯罪的目的。
   
应用价值:本文以北京市未成年犯管教所亲情修复矫治项目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家庭因素在未成年人犯罪过程所发挥的作用,揭示了家庭在未成年罪犯矫治过程中的“缺位”,即认识方面的“缺位”、参与方面的“缺位”和信息反馈方面的“缺位”。在此基础上,通过阐明亲情修复矫治项目的实践过程,让服刑人员的亲属深层次反思家庭存在的问题,共同探寻亲情修复方法,降低重新犯罪率。
 
参考文献:
1                               胡忠安.当代家庭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J].天府新论.2006.
2                               鞠青.中国城市社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研究工作模式报告[M].法律出版社,北京.2005
3                               胡艳辉.家庭功能不足与未成年人犯罪研究[J].湘潮理论.2007(2).
4                               陈陈.家庭教养方式研究进程透视[J].南京大学学报,2002(6).
5                               于阳.父母离异对未成年犯罪的原因探析[J].天津大学学报,2010.12(6).
6                               孙艳萍.关于家庭环境对未成年人保护作用的探析[J].成才之路,2008(29).
7                               赖洁华.家庭环境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影响及其改善[J].法制与社会,2011(28).
8                               于伟.家庭教育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影响及其改良研究[J].法制与社会,2010(11).
9                               关颖.家庭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未成年犯调查[J].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2(2).
10                         马丽贤.如何提高家长学校家长的康复教育技能[J]. 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科学杂志,2010(2).
11                         马淑霞. 办好家长学校,构建和谐社会——关于对办好家长学校的几点思考[J]. 魅力中国,2011(12).
12                         夏家春. 建立家长学校长效机制的重要路径[J]. 湖北教育:综合资讯,2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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