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犯行政奖励与刑事奖励衔接问题研究

作者:佚名    来源:北京市监狱管理局    点击数:37    更新时间:2017-11-13     文章录入:bgs


 

内容摘要罪犯行政奖励是相对于行政命令、行政管理的软性行政手段,实践中对于调动罪犯改造积极性,激励罪犯悔过自新起到了显著效果。但是,目前行政奖励与刑事奖励之间的关系还没有理顺,不衔接的现象普遍存在。本文阐述行政奖励与刑事奖励的概念,理顺之间的关系,发现衔接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完善建议。
关键词:罪犯 行政奖励 刑事奖励 衔接
 
从语言学角度考证, 奖励包含着两层意思:“奖”, 即赞许、肯定之意; “励”, 即给予物质和精神上的鼓励之意[①]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古今中外的监狱,都会运用各种行政、刑事的奖励措施,调动罪犯遵规守纪、悔罪改错、矫正恶习的积极性,维护监狱的安全与稳定,有效矫正罪犯。试想监狱如果没有行之有效的奖励手段,罪犯在高墙电网,举目无亲的环境里,将失去改造的信心和努力的方向,无期、死缓罪犯和老年、患病罪犯不知该如何渡过漫漫刑期,甚至将失去活下去的信心。因此,当前理顺行政奖励和刑事奖励的关系,使其有效衔接,协调发挥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罪犯行政及刑事奖励概述
(一)罪犯行政奖励
罪犯行政奖励是指监狱机关为充分调动和激发服刑人员改造积极性, 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 , 对为国家、人民和社会做出突出贡献在日常改造中遵纪守法、改造表现突出服刑人员, 给予相应的物质或非物质奖励的具体行政行为。在我国,除《监狱法》规定的表扬、物质奖励、记功这三种法定奖励外,还有各省级监狱管理局及监狱[②]依法规定的监狱表扬、改造积极分子、团聚、同居、拨打亲情电话、离监探亲等行政奖励。如北京市监狱管理局规定,给予罪犯的行政奖励有监狱表扬、监狱嘉奖、监狱改造积极分子、立功、重大立功、拨打亲情电话、离监探亲、离监奔丧、适当增加采买定额等等。在国外,绝大多数国家及其监狱也大量运用行政奖励手段来维护监管场所安全,激励罪犯加强矫正。譬如俄罗斯对被判处剥夺自由刑的被处刑人员,因行为表现良好,认真对待劳动、学习,积极参与被处刑人员业余组织与教导矫正措施的工作,可以对其适用 “给予表扬”、“颁发奖品”、“发放奖金”、“准许接收额外的邮包或转交物品”、“提供额外的短期会面与长期会面”、“准许使用数额为500卢布以下的钱款购买食品与生活必须品”、“对于关置于严格刑罚履行条件矫正院及监狱的被处刑人员,在1个月内应将每日放风的时间增加至两个小时”、“提前撤销以前科处的惩戒”、“对在流行移住区履行刑罚的被处刑人员,可以适用批准在流刑移住区外节假日类别的奖励”等奖励[③];在英国,表现良好的犯人可以获得“使用个人资金”、“额外的、经过批准的会见”、“获得参加日间计划的资格”、“D类犯人、成年女犯和青少年犯人的社区会见”、“享受标准型优惠待遇和增强型优惠待遇的犯人可以使用监舍内电视”、“可以穿自己的衣服”、“可以获得到监舍外面进行交往的时间”等7种优惠待遇或者奖励[④]
(二)罪犯刑事奖励
罪犯刑事奖励,是指监狱机关对符合法定条件的服刑人员,依照法定程序提请法院判决或裁定,缩减其相应刑期,或对其有条件提前予以释放的刑事司法行为。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给予罪犯的刑事奖励主要有减刑、假释和赦免。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司法机关监狱罪犯最多的是减刑,而赦免却很少适用。在国外,各国给予罪犯的刑事奖励主要有“附条件提前免除履行刑罚”、“善行折减”[⑤]、“假释”和“赦免”等等。如俄罗斯法律规定,对被处刑人员可以给予“附条件提前免除履行刑罚”、“变更未履行部分的刑罚为较轻刑罚种类”和“大赦或特赦”[⑥];美国法律规定,在监狱中服刑的犯人,可以通过良好的行为表现、值得称赞的服务或其他令人满意的表现,获得刑期折抵奖励(在美国马里兰州,如果犯人行为表现良好,每个月可以减去10天的刑期)[⑦];英国法律规定,“被判处12个月以下刑罚的犯人在服完一半刑期时,可以自动地、无条件地获得释放”,“被判处12个月以上、4年以下监禁刑的犯人,在服完一半刑期时,也可以自动获得释放,但是,对他们的监督要持续到刑期满3/4时”,“被判处4年或者更长时间定期刑的犯人,在服刑满1/2到2/3期间,可以根据假释委员会的评价和决定而被酌定释放”、“被判处终身监禁刑的犯人,其提前释放由内政大臣根据假释委员会的建议决定”[⑧]
二、当前我国罪犯行政奖励与刑事奖励衔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多年以来,经过几代新中国司法工作者的不断调查、研究、探索和实践,总结、提炼并有效运用了一系列行政及刑事奖励措施,成功维护了监所的安全与稳定,提高了罪犯改造质量,实现了预防犯罪的目的。但是,分析、研究当前我国给予罪犯行政奖励与刑事奖励衔接工作,笔者认为还存在以下问题。
(一)罪犯行政奖励与刑事奖励的关系。
《监狱法》规定:“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罪犯,在服刑期间却有悔改表现或者立功表现的,根据监狱考核的结果,可以减刑。”从这一条规定来看,罪犯在服刑期间的改造表现由监狱进行考核,根据考核结果给予相应的行政奖励。法院根据监狱的行政奖励裁定罪犯是否获得减刑、假释等刑事奖励。由此可见,行政奖励与刑事奖励具有紧密的递进关系,行政奖励是刑事奖励的依据和基础,刑事奖励是行政奖励的肯定和结果。如北京市监狱管理局依据京高法发(2012)374号文件,即正在实施的《对监所罪犯减刑工作的规定(二)》中,就明确规定了“根据罪犯所犯罪行、所判刑罚及服刑期间的悔改表现,结合其所获奖励及监所管理级别,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法对罪犯减刑”工作原则。同时,该《规定》明确规定了罪犯在获得监狱(看守所)改造积极分子奖励、监狱(看守所)嘉奖奖励及监狱(看守所)表扬奖励后,依据宽管、普管、严管这三个级别,分别可以获得的减刑幅度。如获得一次监狱(看守所)改造积极分子奖励的,可以根据宽管、普管、严管级别,分别减刑不超过十二个月、十一个月、十个月[⑨]
(二)实践中,罪犯行政奖励与刑事奖励衔接存在的问题。
尽管罪犯的行政奖励与刑事奖励在实践工作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并在现实中产生了一定的激励作用,但与改造质量要求相对照,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些问题不解决,将影响对罪犯激励作用的发挥。
一是《监狱法》中关于罪犯刑事奖励的规定过于笼统,操作性不强,导致各省罪犯减刑、假释规定各不相同。《监狱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罪犯,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的,根据监狱考核的结果,可以减刑。有下列重大立功表现之一的,应当减刑。这种刑事奖励的规定没有明确监狱考核的结果内容、形式和要求,以及法院如何根据监狱考核的结果裁定罪犯减刑和假释。目前各省市主要是通过法院、检察院、司法局、监狱局等部门联合发文,以《罪犯减刑、假释工作规定》等形式解读《监狱法》的具体实施。各省市监狱对罪犯的考核办法不同,行政奖励条件不同,依据行政奖励法院裁定的减刑幅度和假释条件也不相同的现状。这就导致了各省市罪犯在判决时标准统一,而减刑时标准不统一的司法状况。
二是行政奖励兑现刑事奖励过程中的一些不合法、不科学的规定需要修改完善。如罪犯呈报减刑需要预留出监教育期的规定,导致罪犯的行政奖励无法兑现减刑。《监狱教育改造工作规定》第五十五条规定监狱对即将服刑期满的罪犯,应当集中进行出监狱教育,时限为三个月。京高法发(2012)374号文件《对监所罪犯减刑工作的规定》第八条中规定:监所提请对罪犯减刑的刑期,一般预留呈报、裁定程序所需的二至三个月和出监所前教育三个月时间。基于这些规定,刑罚执行工作中,罪犯的最后一个奖励常常出现由于时间不够无法减满的问题,导致行政奖励与刑事奖励无法衔接。
三是部分罪犯在刑事奖励方面存在缺位。这里主要有三类罪犯将存在影响:一是不要分、不要奖的短刑犯,二是限制减刑罪犯[⑩],三是终身监禁罪犯[11]。笔者曾经在一所以关押短刑罪犯、出监罪犯为主的低度戒备监狱工作过,短刑罪犯在押犯中占据相当的比例。现行的减刑、假释制度下,这部分罪犯由于刑期短无法兑现刑事奖励,导致改造积极性不高,大错不犯,小错不断。此外,限制减刑罪犯、终身监禁罪犯,同样因为其所获的行政奖励无法兑现减刑、假释等刑事奖励,不仅会很难管理,同时还容易发生罪犯自杀、自伤自残等监管安全事故,以及脱逃、暴狱、故意杀人等狱内刑事案件,极大的危害监管安全。
四是刑事奖励的不可逆性导致罪犯获得行政奖励过程中与获得刑事奖励后的改造表现差异较大。监狱管教工作中,常有罪犯在拿奖时认罪服法、遵规守纪、积极参加劳动和教育,但是获得减刑裁定后,便消极应对改造,无论是参与教育活动,还是劳动产量均差异较大。监狱和法院都是国家机关,执法和司法都是公务活动,都必须严肃而严谨地依法办事。大家知道,无论是监狱机关考核罪犯改造表现给予行政奖励,还是法院依据行政奖励裁定刑事奖励,都必须紧紧围绕以“改造罪犯”这个宗旨,使行政奖励和刑事奖励处在科学、全方位的考量之下,并赋予动态修复的功能。
五是罪犯行政奖励兑现刑事奖励方面,减刑运用的多,假释运用的少,没有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除了赦免,减刑和假释是我国目前运用最为广泛的罪犯刑事奖励。据笔者所在监狱《2014年罪犯教育改造需求调查统计》,罪犯在服刑人员改造期间的诸多物质和精神需求中,最普遍、最基本的心理需要和愿望是缩短刑期,早日回归社会。减刑、假释均能够满足罪犯提早获得人身自由的需求。但与减刑相比,假释罪犯的身份没有变化,出现再犯罪时,监狱的责任较大,所以在界定“不致再危害社会”这一假释条件时,监狱往往从严考量,致使实际工作中监狱呈报减刑案件较多,呈报假释案件较少,没有体现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三、罪犯行政奖励与刑事奖励有效衔接的几个实现途径。
(一)完善法律体系,健全配套的法规、规章。
十八大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完善刑罚执行制度,统一刑罚执行体制”,因此加强刑事执法的立法就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监狱法》作为我国首部专门规范监狱刑事执行活动的法律,其内容并没有涵盖整个刑事执行活动,难以全面规范我国的整个刑事执行活动,就减刑、假释的条件和程度只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即只要符合法定条件,就可以减刑、应当减刑、可以假释。但对减刑、假释的依据和幅度没有明确的规定,出现了不同省市的监狱之间罪犯减刑、假释的实际裁定结果不相同的现象。近几年,监狱法学界一直在呼吁尽快出台与《刑法》、《刑事诉讼法》同等规格的《刑事执行法》,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架构。《监狱法》不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而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这在具体执法和司法过程中造成无论是执法者还是司法者,对《监狱法》的法律威严尊重不够,尤其是与其他法律发生处突时,《监狱法》往往是让位的现象。再者与《监狱法》配套的行政法规《监狱法实施细则》迟迟没有出台,规范重要执法活动的部门规章也出台甚少,这些是造成监狱对罪犯实施考核奖惩时,奖惩规定过于笼统、原则、缺乏操作性,行政奖励与刑事奖励脱节的重要原因。
在目前《刑事执行法》和相应实施细则没有出台的阶段,可通过最高法、最高检和司法部联合发文的形式,对当前监狱执法环节、罪犯改造考核奖惩办法、刑事奖励裁定标准和幅度以及监狱执法和法院司法的监督机制方面做出具体、可行的实施意见,规范罪犯奖励工作流程,统一罪犯奖励标准,理顺行政奖惩与刑事奖惩的关系,以形成一个健全的刑事执行法律制度,便于各个部门规范工作,加强协作,共同提高罪犯改造质量
(二)对目前罪犯行政奖励和刑事奖励的相关规定进行梳理,消除不规范、不科学的规定,并将工作的成功做法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罪犯呈报减刑需要预留出监教育期的规定,确实符合监狱工作的实际,对于提升罪犯的改造质量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一规定也确实损害了罪犯的切身利益,对罪犯改造积极性抑制作用明显。同时,《立法法》第八和九条规定,犯罪和刑罚、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的事项只能制定法律,同时强调不能授权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无论是《监狱教育改造工作规定》,还是京高法发(2012)374号文件《对监所罪犯减刑工作规定》均属于部门行政规章,根据《立法法》第八和九条规定是无权涉及罪犯刑期变动的,即使出监教育期的间接规定影响了罪犯的刑期变动也是不妥的。同理,罪犯附加刑也是刑罚的一部分,京高法发(2012)374号文件《对监所罪犯减刑工作规定》中关于罪犯附加刑的减刑的规定也是不合适的。如果这些刑事奖励方面的规定确实符合罪犯改造工作的实际,那么就要以立法的形式,经人大或者人大常委会批准,使得效力更具有权威性和合法性。
除了要修改一些减刑假释工作的规定,以立法的形式规范化。我们还应当把目前工作中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规范化、立法化固定下来,促进行政奖励与刑事奖励的有效衔接。如《监狱法》中 第五十七条规定了监狱可以给予罪犯表扬、物质奖励或记功奖励。但实际工作中,监狱给予罪犯可兑现刑事奖励的行政奖励还有监狱改造积极分子、监狱嘉奖和监狱表扬等,这些行政奖励使对罪犯的考核更具层次化、科学化,罪犯的改造积极性能够有效的调动。虽然实际工作中,在监狱部门与法院的沟通和协调下,这些行政奖励均获得了法院的认可,并大多使罪犯兑现了刑事奖励,但是,行政奖励与刑事奖励的衔接是关乎全国监狱系统的执法工作,不能仅靠部门之间的协调,而应当走立法的规范道路,使改造罪犯过程中成功的做法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形成长效机制。
(三)行政奖励与刑事奖励共同发挥作用,使其激励作用覆盖全体罪犯。
短刑罪犯是监狱中管理难度较大的犯群,也是奖励制度的死角。因为,这部分罪犯无法获得刑事奖励,或者获得刑事奖励后也无法兑现减刑,使得这部分罪犯改造中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笔者认为,调动短刑罪犯的改造积极性关键在于行政奖励与刑事奖励的无缝衔接,不能出现空挡或缺位。一方面,加大物质奖励和处遇奖励的力度。在罪犯刑期无法获得变动的情况下,刑期不长的短刑罪犯可能会更加看重服刑中的生活舒适程度,在狱内表现好,如果可以获得物质奖励、更高的采买标准、更多打电话的次数、增加亲情团聚,甚至撤销前科案底等奖励,罪犯就有可能朝着有利监狱管理的方向去改造。如《俄罗斯联邦刑事执行法典》第五十七条中就规定了表现良好的短刑罪犯准许在矫正区域外度过休息日与节日;发放奖金;提前撤销以前科处的处罚等奖励措施。另一方面,改革刑事奖励制度,对无法获得刑事奖励的短刑罪犯实行刑期折抵奖励。如目前美国的很多司法管辖区实行的刑期折抵奖励,又称为“善时制”,指在监狱中服刑的犯人用良好的行为方式服刑一段时间后可以减去一定刑期的奖励制度。[12]通过这种刑事奖励制度,可以填补我国目前对于短刑罪犯刑事奖励的空白,激励罪犯遵守监规纪律、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和各项教育活动,以获得刑期折抵奖励。
(四)设立减刑考验期和减刑撤销制度规避罪犯虚假改造。
罪犯拿奖前后表现不一致,一直是监狱重点关注而非常棘手的改造问题,其症结在于罪犯刑事奖励的不可逆性。而减刑考验期和减刑撤销制度能够彻底规避罪犯拿奖后虚假改造的弊端,使行政奖励与刑事奖励有效衔接,既发挥激励作用,又起到约束罪犯言行的功效。罪犯减刑可以参照假释制度确定一个考验期,在减刑考验期内,表现好的,减刑就有效;如果发生违法乱纪的行为,甚至犯罪的,减刑予以撤销。建议在现行刑法中增加规定:(1)有期徒刑的减刑考验期限,为所减刑期,剩余刑期少于所减刑期的,考验期限为剩余刑期;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的减刑考验期限为二年。减刑考验期限,从减刑之日起计算。(2)被减刑的犯罪分子,在减刑考验期限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刑罚执行机关管理规定的,应当依照法定程序撤销减刑。被减刑的犯罪分子,在减刑考验期限内犯新罪,应当撤销减刑,依照刑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实行数罪并罚。建立减刑考验期和减刑撤销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弥补对罪犯主观思想改造情况无法予以具体量化从而无法考核的缺陷。
(五)适当增加罪犯假释的比例,使行政奖励与刑事奖励衔接更加科学。
根据我国减刑、假释制度的法律规定,罪犯减刑和假释的条件基本相同,甚至可以说假释的条件比减刑规定得宽松。与减刑相比,假释后罪犯的身份没有改变,还要继续接受社会的管理、监督和改造,这样有利于巩固监禁刑的改造成果,也有利于其尽快融入社会,有利于减少重新犯罪。经验证明,假释人员比刑满释放人员的整体矫正质量高,假释制度比减刑制度特殊预防的作用强。社区矫正在克服监禁刑的弊端、利用社会力量来改造罪犯、使犯人不脱离社会等方面具有积极的效果,也体现了刑罚宽容轻缓的一面。但是,我国目前的实践中普遍存在减刑适用率高而假释适用率低的不正常现象,这种局面应当扭转。可以借鉴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在行刑制度中实行以假释为主、减刑为辅的做法。应该考虑在健全立法的基础上推进假释制度的全面实施。对未成年罪犯、女性罪犯、老年罪犯、残疾罪犯、统战对象、科研骨干等应该进一步加大假释力度。对于在监管改造过程中,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或者有立功表现的监管对象,应该依法给予减刑。总的来说,根据罪犯的实际改造情况和犯罪主观恶性,对获得相应行政奖励的罪犯适合减刑的罪犯予以减刑,适合假释的予以假释,甚至可以参考部分罪犯的意愿,这样才能实现行政奖励与刑事奖励的有效衔接,发挥最佳的激励作用。
参考文献:
1戴艳玲主编.《中国监狱制度的改革与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葛炳瑶、田丰、郭明主编.《监狱法律法规导读》[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
3、黄华生主编.《论刑罚轻缓化》[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
4、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主办,《俄罗斯联邦刑事执行法典》(一),《犯罪与改造研究》[J]2009年第七期。
5、吴宗宪主编.《当代西方监狱学》[M].北京: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
 


[] 《辞海》将其解释为“赞许鼓励” ;《现代汉语词典》释义为“给予荣誉或财物来鼓励”
[] 有的省级监狱管理局还设有管理分局,如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河北省监狱管理局冀东分局,安徽省监狱管理局白湖分局;有的监狱直接隶属于市级司法局,如哈尔滨市监狱就直接隶属于哈尔滨市司法局。
[③]《俄罗斯联邦刑事执行法典》第一百一十三条。
[④]吴宗宪著,《当代西方监狱学》,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11页。
[] 善行折减又称为“善时制”或“刑期折抵”,是指在监狱中服刑的人员用良好的行为方式服刑一段时间后可以减去一定的刑期。
[] 《俄罗斯联邦刑事执行法典》第五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一百七十六条
[]吴宗宪著,《当代西方监狱学》,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14--315页
[]吴宗宪著,《当代西方监狱学》,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29页。
[] 北京市监狱管理局依据京高法发(2012)374号《对监所罪犯减刑工作的规定(二)》第十三条规定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规定:对犯贪污、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12] 吴宗宪编著的《当代西方监狱学》,法制出版社,2004版P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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