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学会刑事执行法学研究会中国监狱工作协会监狱法学专业委员会2018年理论研究综述(三)

作者:佚名    来源:北京市监狱管理局    点击数:32    更新时间:2018-11-29     文章录入:bgs


 

成果三:监狱法治与改造宗旨的实现路径
一、建设法治监狱的路径选择
(一)完善法律制度体系。科学、系统、完善的监狱法律制度体系,是建设法治监狱的前提与保障,同时又为践行改造宗旨提供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撑。首先,监狱法律制度必须是一套严密而又规范的体系;其次,监狱法律制度必须突出对执法管理权的制约与规范要求;此外,为确保监狱制度的科学完善,必须切实做好监狱组织管理制度、监狱狱务制度、监狱警务制度、监狱监督制度等各类规章制度的立、改、废、释工作;努力构建起法治认同、法治立法、法治执行、法治制约、法治保障等法治监狱规范体系,切实推进法治监狱建设进程。
(二)加强监狱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要着力解决当前监狱工作中存在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要切实加快监狱的法治体系和法治能力建设,努力构建法治理念先进,法律制度完善,法治实施高效,法治监督严格,法治保障有力的法治体系。
(三)改进和创新监狱管理模式。推进监狱分级分类管理,优化监狱资源配置,以适应押犯结构的变化趋势及刑罚政策的变革方向,构建监狱集群化、资源相对集约、功能逐步完善的监狱体系。推进罪犯分押分管分教,细化民警岗位专业分工,优化警力资源配置,突出岗位专业性,提高民警履责能力和监管水平。
(四)严格规范公正执法。既是对民警执法活动的的基本要求,也是践行改造宗旨的重要途径。细化刑罚执行、狱政管理、教育矫正、习艺劳动等工作标准,严格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办理,加强刑罚执行关键环节管理;以安全机制完善、监管制度完备、罪犯分类科学、激励措施得力、改造环境良好、组织运行高效、设施保障有力、监督机制健全为主要内容,确保监管工作制度机制完备、程序规范、内容具体、标准明确、责任清晰、执行有力。全面深化狱务公开。细化公开内容,拓展公开形式,稳步推行监狱“开放日”活动,自觉接受监督,展示监狱工作成效,树立良好的执法形象。
(五)加强法治文化建设。法治文化是推进监狱践行改造宗旨重要力量的思想源泉。注重培养法治意识、法治信仰,把规范执法、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作为职业良知,增强罪犯对法治信仰的认同感,利用国家宪法日、监狱法、刑事诉讼法等重要法律颁布实施日向社会积极宣传法治精神,拓宽监狱法治精神载体,宣传法治监狱先进人物事迹,培养法治精神。
(六)加强社会资源引入。法治监狱建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借鉴和吸纳广大民众的智慧,需要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贯彻落实改造宗旨,同样需要与地方和社会形成良好互动,将社会资源和社会因素有机融入监狱行刑工作中来。因此,要打破监狱体制循环窠臼,加强监狱与地方的互帮互助,健全罪犯及家属诉求表达机制,强化对罪犯的普法教育,加强与驻监检察室、法院、武警及当地政府等单位的联系,完善罪犯释放衔接机制,加强过渡性安置协作,做到聚拢社会资源,为法治监狱建设及践行改造宗旨提供良好的内部环境和外部支持。
(七)加强法治综合保障。法治监狱建设是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按照系统化的原理,需从思想、组织、运行、技术、文化、环境及工作机制等多方面实现全方位保障。将加强法治监狱的综合保障工作放到贯彻落实改造宗旨的大环境中区谋划,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正能量”消减“负因素”,有助于整体推动,融合发展,形成良好的互动局面,为实现改造宗旨提供良好的环境。
(八)强化法治队伍建设。首先,稳步提升民警的法治素养。大力开展对监狱民警的法律业务培训,注重开设监狱法律大讲堂、法治论坛,拓宽民警的知识半径和法治视野。加强监狱民警法律逻辑推理训练和实践锻炼,不断提高民警运用法治原则和法治精神研判推理、按照法律规定解决问题的技能。其次,持续推进法治队伍专业化建设。建立与社会院校合作办学、定向人才培养模式,加大法学专业人员的招录力度,加强专家型民警的培养使用。再次,着力完善民警权益的法治保障机制。
二、改造罪犯错误世界观
改造罪犯需要转变罪犯错误认知,改造错误世界观,从而矫正不良习性。践行改造宗旨,应坚持问题导向,直击监狱工作当前现状,不断完善监狱安全治理机制,通过明确“治”的对象,丰富“治”的内容,探索“治”的方法,全面提高改造质量。
(一)明确“治”的对象。监狱改造罪犯的职能,是通过监狱采取各种形式与手段,转变罪犯错误认知,矫正不良习性,努力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来实现的。如果说认真履行行刑职能,确保监管安全,彰显的是监狱作为法治公器的公正价值,那么,切实履行改造职能,提高罪犯改造质量,彰显的则是监狱作为社会机体的发展价值。
(二)丰富“治”的内容。改造罪犯,实应把“世界观”作为改造的“根本内容”来认识与落实,应在改造罪犯“世界观”上下功夫。其主要理由:一是世界观具有本质性;二是世界观具有普遍性;三是世界观具有准确性;四是世界观具有可知性。在改造罪犯过程中,切应紧扣“改造罪犯错误世界观”这个指导思想来做文章、下大功夫非常重要。将“改造内容”统一界定为“错误世界观”应是科学的、准确的。这启示我们,在改造罪犯过程中,切应紧扣“改造罪犯错误世界观”这个指导思想来做文章、下大功夫非常重要。
(三)探索“治”的方法。改造罪犯是一种特殊的教育形式,它与学校的普通教育有着明显区别。监狱的改造责任主要是努力找出并逐渐消除罪犯个体的错误观点。这决定“世界观的改造”必须在“揭示、改造与巩固”等三个紧密相连的环节很下功夫,建立机制,强力推进。
1.要努力揭示罪犯错误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观,首先揭示个体世界观错在哪里,为何错误,这是首要前提。其一,要把握正确的揭示理念。具体讲,在思想上要坚信罪犯是可以认识的,决不能因世界观深奥无形、变化多端而怀疑它的可知性;要坚信认识罪犯错误世界观的可能性与有用性,决不能因过程漫长而放弃认识的努力;同时,还要克服“盲目自信”论,认为罪犯不值得花力气去认识,他们的思想都是“坏人”的思想,充斥着吃喝玩乐、损人利己、奸猾狡诈等;其二,要注重揭示方法的综合性。为了揭示罪犯个体的世界观,需要大量搜集能够“折射”个体真实“思想”的信息和材料,包括个体平时的行为习惯、关键时刻的行为表现、个体的陈述材料等等。这就要求在搜集的方法上应力求综合性。概括地讲,要做到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行为观察与心理测试相结合、个人自白与他人评判相结合、社会调查与监内考察相结合等。其三,搜集材料上要力求全面性。因为思想具有内隐性,加上行为具有欺骗性,欲揭示个体的真实思想,只能通过行为观察、心理测试等途径所获得的信息、材料间接地推知。为保证推测的准确性,很显然,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应是尽可能全面地占有材料。即罪犯说的和做的两个方面的材料都应丰富地占有;其四,要抓住揭示的有利时期。纵观罪犯个体改造全程,将其入监期作为揭示的“攻关期”,无疑是较为合理的。一方面因为它是服刑的起点,若能在个体服刑之初揭示出个体需要改造的错误世界观,那么,就可为后期的改造指明目标、节约时间,提高改造的针对性;另一方面是因为这段时期是教育时间最为集中的时期,较少受到生产劳动、专项活动等的冲击和干扰,客观上为揭示个体的犯罪观提供了时间保障。
2.要有针对性地改造错误世界观。其一,在形式选择上,要强化“破立结合”机制。为转化罪犯错误世界观,无论是针对共性问题还是个性问题,都需要在“破除与建立”上加大力度。破则要破得连根拔起,立则要立得稳稳当当,只破不立不行,只立不破也不行。在“破除”上,既要对错误的观点进行批驳,又要对相应的行为进行矫正。“批驳”,就是要求通过大量开展“民警剖析、罪犯讨论”等思想交锋活动,阐明错误观点在逻辑上的诡辩性、在理论上的荒谬性、在现实中的危害性,进而瓦解其错误观点。“矫正”,就是要求民警要通过“行为养成、跟踪监督、严肃查处”等形式,严厉打击个体在狱内受“错误观点”支配的违纪行为,要通过不断地否定其行为来逐渐瓦解其错误观点。与此同时,要加大“建立”力度,既要强化正面灌输,采用“个别教育、集体大课”等方式,帮助罪犯树立正确的系列观点,又要加强行为引导,对罪犯在“劳动管理”“娱乐管理”“生活管理”中,帮助罪犯养成良好的为人处世之习惯。要通过有效推行“破立结合”的科学机制,促进罪犯从观点到行为都能实现本质的转变与升华;其二,在内容的取舍上,要贴近罪犯的思想实际。即要求在“破”与“立”中,无论是“剖析错误观点”还是“灌输正确观点”等,针对的都应是民警所揭示出来的错误认知,所引用的例子都应贴近罪犯的服刑生活。要通过增强“贴近性”,强化改造的兴趣性、共鸣性、接受性。惟其如此,才符合教育的规律,罪犯才能感到可亲可信,也才能逐渐明白事理,内化于心,循序渐进地形成正确的观点与认识;其三,在矫正的推进上,要突出系统性与连续性。改造罪犯,尤其是矫正罪犯错误世界观,客观上是一个思想攻坚过程,它需要持续不断发出“火力”才能达到摧毁“堡垒”的目的。否则,矫正主题不突出,内容安排与时间落实不够系统与连续,罪犯错误世界观就很难得到转化。
3.要积极检验错误世界观的改造效果。正如“十月怀胎”还求“一朝分娩”一样,应在大力落实前二项工作的基础上,积极关注罪犯错误世界观的转化效果。为此,这要求监狱应对每名罪犯世界观改造情况建立专档,如同建立个人医疗专档一样,长期坚持对罪犯的重要言行进行跟踪与记录,以利于定期比较与评判。只有这样坚持不懈,循环反复,改造世界观工作才能步入良性轨道。
三、建议制定刑事执行法
(一)制定刑事执行法的价值
完备的刑事法律体系由实体性的《刑法》、程序性的《刑事诉讼法》和集实体性与程序性于一体的刑事执行法三大支柱构架而成。目前,《监狱法》作为刑事执行法律,只调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其它的主刑种类和全部的附加刑基本游离于本法以外。这就形成了刑事法律体系三大支柱非对等权重状态,很难实现国家对制刑权、用刑权和行刑权三项基本刑罚权能的有效运用和统一调整,也失去了践行改造宗旨的基础。因此,制定刑事执行法,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具有一定的价值。
1.确立刑事执行法律地位。《刑事诉讼法》承担的任务,最终要靠刑事执行来完成。这足以说明,刑事执行是相对于其他刑事司法活动而独立存在的一项刑事司法活动。这也决定了它自身独特的重要地位。它的这种地位必须有相应的法律规范来承载,这就是刑事执行法。它与《刑法》、《刑事诉讼法》在不同领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因此,刑事执行法与《刑法》、《刑事诉讼法》理应具备同为国家基本法的同等法律地位。这样,才能实现刑事法律的整体平衡,确保刑事执行的权威性,从而为实现监狱的改造宗旨提供重要的法律支撑。
2.规范刑事执行活动。刑事执行活动的规范程度,取决于刑事执行法律规范的规范程度。这就是说,规范刑事执行活动首先需要规范刑事执行法律规范。目前,我国刑事执行法律规范由不同的部门制定,散见于各种法律法规规章之中,可将这些法律法规规章汇总,以《监狱法》为主干,以监禁刑、非监禁刑为主要纲目,进行重新梳理归类、修改完善,形成一部完整规范、便于执行、具有权威性的刑事执行法典,确保刑事执行活动既规范又高效,为实现监狱的改造宗旨提供重要的行为规范。
3.实现刑事执行一元主体。要变目前刑事执行主体多元化为一元化,必须通过司法体制改革进行顶层设计:有关机构进行重组,有关职能进行调整,并以法律规范形式予以确定。具体讲就是要组建刑事执行机构,内设监禁刑执行部门与非监禁刑执行部门,分工负责相应刑种的执行,真正实现刑事执行主体的一元化,为实现监狱改造宗旨提供重要的体制保障。
(二)制定刑事执行法的作用
科学先进的刑事执行法律规范不仅体现国家制度的文明、体制的合理,而且将发挥其他任何法律规范不可替代的作用。
1.规范刑事执行主体。在现行的刑事执行体制中,有四个执行主体,即看守所、社区矫正机构、监狱机关和人民法院。刑事执行主体的多元化导致管理的无序,职能的交叉,衔接的不畅。为了解决刑事执行中的问题,往往由上级部门或公检法司之间进行协调。这种做法显然不符合现代法治建设的要求,也不符合践行改造宗旨的要求。特别是人民法院既是审判机关又是刑事执行机关,公安机关既是侦查机关又是刑事执行机关,无疑将影响刑事执行的效果。因此,需要以法律的形式规范刑事执行主体。
2.规范刑事执行法律规范。目前,刑事执行法律规范散见于《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看守所条例》、《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以及有关部门制定的法规、规章中。由于缺乏顶层设计,造成刑事执行法律规范形式上相对分散,内容上相对孤立,效力上相对较弱,不仅给刑事执行活动带来一定的难度,而且对监狱安全造成极大的影响。因此,需要一部独立的、完整的、统一的刑事执行法典,提高刑事执行的效率,确保刑事执行的效果,实现监狱践行改造宗旨。
3.调整刑事执行关系。任何一部法律,都是为调整某种社会关系而制定的。刑事执行尤其是监禁刑的执行,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是需要社会共同参与的一项教育改造人的系统工程。因此,刑事执行法律规范所需要调整的社会关系是极其复杂的。除调整监狱与罪犯、警察与罪犯、监狱与警察的法律关系外,还存在着大量的社会关系需要调整。如:在罪犯收押、看押、解回再审、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死亡、教育劳动改造、刑满释放等,需要调整监狱与社会许多部门的关系。而《监狱法》显然不具备调整诸多社会关系的法律效力。因此,只有一部完备的刑事执行法典,才能实现规范和调整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的法律效力,筑牢践行改造宗旨的根基。
4.弥补《监狱法》的局限性。长期以来,《监狱法》将监狱与社会割裂开来,就监狱论监狱,它所能够规范的范畴也仅仅限于监狱内部和监狱自身。对监狱以外的所有部门难以发挥其法律约束力。
四、推动教育改造转型
一是在改造理念上,应把罪犯的教育改造建立在适应社会和谐稳定大局的需求、有利于罪犯刑释回归、适应、融入并立足社会、符合人的全面发展、避免重新犯罪的理念上。
二是在改造目标上,要实现由守法公民型向合格公民型的转变。实际情况表明,罪犯刑释回归社会后,仅仅靠“守法”是难以适应社会需求的,也不符合党和国家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要求,所谓的“合格公民”应是新目标的着眼点和落脚点。
三是在改造形态上,要实现由劳动手段型向改造载体型的转变。新形势下的狱内劳动应成为罪犯改造的载体而不是手段;罪犯的管理、教育只有通过劳动这个载体才能显现出其应有的价值。公益型、市场型、效益型的狱内劳动形态将是今后发展主流。
四是在改造内容上,要实现由刑满释放型向技能培训型的转变。以社会人格和社会需求作为着眼点,着重培养和提高罪犯的社会公德水准及市场竞争能力,将成为今后的主流改造内容,并通过劳动这个载体予以体现,而以刑满释放为目标的课堂式教育将逐渐被淡出。
五是在改造方式上,要实现由自我封闭型向开放整合型的转变。就罪犯改造形式而言,监狱开放的基本标志是现代监狱分类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尤其是非监禁化行刑制度的探索与实践。就罪犯改造途径而言,行刑资源的优化与整合是关键,其中包括改造资源、警力资源、社会资源等途径的优化与整合。
六是在改造方法上,要实现由义务强制型向权利主动型的转变。以权利为本位是现代社会的基本法律特征,其中,将罪犯劳动价值的体现形式由供给补偿制转化为工资激励制,与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相衔接,其意义十分重大。
七是在改造环节上,要实现由入监出监型向回归准入型的转变。监狱今后在改造环节上,应把罪犯回归社会的准入考核与假释评估相结合,提高回归准入评估的考核权重。
八是在改造环境上,要实现由监狱环境型向社会环境型的转变。首先在监狱布局、建筑风格上要尽量缩小和社会环境的差别,与社会发展相协调;其次要尽量设置一些模拟社会环境的氛围和模式,以有利于罪犯由“监狱人”向“社会人”的身份转变。
九是在改造组织上,要实现由经济生产型向改造岗位型的转变。监企分开后,要求企业公司主要是为罪犯提供劳动改造岗位,并要有利于罪犯矫正恶习,有利于对罪犯的管理,有利于罪犯学习就业谋生的技能,有利于罪犯回归社会,这符合罪犯教育改造新模式构建的目标要求。
十是在改造主体上,要实现由粗放管理型向专业素质型的转变。在服刑主体形态上,提高罪犯的服刑素质,加强罪犯的服刑指导十分重要。在管教主体形态上,实行监狱民警警务技术职位分类制度,提高其执法执政能力尤为关键。在社会主体形态上,改造主体社会化将是发展趋势和朝流。
五、探索“奖赏金”制度
(一)奖赏金制度的重要意义
监狱体制改革以后,监狱与企业已经实现了完全分开,核算体制发生变化。“罪犯劳动报酬”是监狱给付罪犯的货币或者物质,而不是监狱企业给付的。监狱是刑罚执行机关,组织罪犯给监狱企业劳动,劳动补偿费是监狱收入的一部分,监狱利用这部分收入,对参加劳动的罪犯进行奖励,而不是报酬。因此用“罪犯劳动报酬”显然是不准确的。有学者认为罪犯的劳动收入不是报酬,“罪犯服刑期间的劳动所得,不应该被称之为‘报酬’。那么,这个‘报酬’自然不必以社会一般标准为依据,而应当结合刑罚的规律即罪犯劳动性质的阶段论,体现出过渡性的特点”[1]。结合罪犯劳动收入的本质特征,结合当下监狱体制改革的实践,应该用“罪犯奖赏金”取代“罪犯劳动报酬”一词。奖是奖励的意思,赏是赏赐的意思。“奖赏金”可以理解为对劳动中做出贡献的人的一种经济奖励。罪犯劳动是强制性劳动,与社会公民的劳动性质完全不同,用“奖赏金”可以“罪犯劳动报酬”和一般社会公民的“劳动报酬”区别开来,避免社会公众误解,也能起到调动罪犯劳动积极性的效果。
(二)鉴赏金制度的可行性论证
1.关于奖赏金的性质和资金来源。奖赏金是监狱对对参加劳动罪犯的一种激励措施,参加劳动的罪犯既包括直接在监狱企业从事劳动的罪犯,也包括在监狱从事图书管理、文化教员、编辑小报、监区监督岗的罪犯。奖赏金是监狱企业支付给监狱的劳动补偿费的一部分,而不是监狱用财政预算资金发给参加劳动的罪犯的,对不参加劳动的罪犯不得发放奖赏金。
2.关于奖赏金的分配原则和比例。监狱发放奖赏金应该根据罪犯参加劳动的态度、劳动成果的数量和质量等不同情况,设定不同的等级,规定每个等级发放的标准,并明确奖赏金在劳动补偿费中所占的比例,要建立奖赏金的动态调整机制。
3.关于奖赏金的使用和管理。奖赏金由监狱设立罪犯个人账户进行管理,使用范围包括狱内消费、分级处遇的物质奖励、家庭救助、刑释安置、缴纳罚金等。罪犯在狱内的消费和处遇等级挂钩。罪犯刑满释放、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以及死亡等按照规定移交给罪犯本人或者其权利承受人。
4.关于特殊群体罪犯奖赏金的发放。未成年犯从事的是习艺劳动,劳动时间较短,技能也差,因此奖赏金的发放有别于成年罪犯。老病残罪犯有的基本丧失劳动能力,有的劳动能力受限,奖赏金的发放也有特殊性。建议修改《监狱法》第72条到的时候,要考虑未成年犯、老病残罪犯的特殊情况,作出授权性规定。
 


[1] 张晓菲、刘建会、任莉桃:《罪犯劳动与报酬新论》,《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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